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之三

3、体育举国体制的春药---兴奋剂！

悉尼奥运会之前的奥运会兴奋剂检测还没有使用血检方法，因此，国际、国内体坛有些即使被怀疑有可能使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也总能溜之大吉。当国际奥委会批准在悉尼奥运会进行EPO血检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在自行进行第三次血检，这也说明时任体育总局的负责人袁伟民对国际体育反兴奋剂的趋势是有敏锐洞察力的，积极采取了措施自觉抵制兴奋剂，主动防范中国运动员在悉尼奥运会上可能出现的丑闻。

当年袁伟民多次召开总局办公会议，细致研究血检超标事件处理方案：怎么内部处理，怎么对外公布，怎么向领导汇报，怎么给群众交代，怎么调整参赛名单，怎么不影响备战，都要想细、想周到，各项工作都要做到位。从这点来看，现今孙杨被查出兴奋剂后虽然被禁赛3个月，但没有及时对外公布，直到参加完仁川亚运会后才公开披露的情况来看，这种安排肯定是得到当今体育总局相关领导点头同意的。因为如果当时即时对外公布孙杨兴奋剂检测出问题，则孙杨肯定不能参加3个月后的仁川亚运会，也就不能拿到相应的金牌，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金牌总数肯定下降，相关领导们不仅面子不保，更有可能丢掉乌纱帽，并且运动员和教练也就无法拿到相应的奖金。但孙杨兴奋剂的事实又不可能长期瞒报，所以某些决策人自作聪明而采取了折衷策略，先确保孙杨参加仁川亚运会拿金牌，这样领导们的乌纱帽保住了，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奖金也到手了，然后再对外公布。于是，孙杨私人定制的处罚方式就出炉了。在这个事件发生后，如某些人所愿，中国的金牌是拿到了，领导的乌纱帽保住了，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奖金也分了。但世界对中国体育和中国人的质疑和鄙视却是让整个国家和全体公众来承担了。图图大主教说得好：“给罪恶行方便，就是对善良设障碍”。  

当时国家体育总局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所有被查出有血检超标问题的省市，都要派出省市体育局主要领导参加会议，会上公布了两次自查检测EPO血检的结果，告知国际奥委会已批准在悉尼奥运会期间进行EPO血检和尿检，宣布体育总局已决定所有血检超标的中国运动员均不得参加悉尼奥运会。那时离悉尼奥运会开幕还有15天，离代表团出发还有10天。

会前，袁伟民写了这样几点：

第一，这次血检是我们和兴奋剂斗争的一个突破，这场斗争远没有完；第二，反兴奋剂的态度要坚决，但处理上要积极稳妥；第三，给省市领导做好工作，要耐心要细致——为此专门写一封长信；第四，向国务院领导同志专门汇报一次；第五，检测中心一定要科学合理公正，不能出问题，要严格按兴奋剂检测的程序办事；第六，要收集好材料；第七，开一个项目中心的主任会，主要谈反兴奋剂问题和备战问题，然而使远没有想到的是，血检超标名单一公布，看到动真格的了，马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受这项决定影响最大的是人们所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他们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阳性（其中1名血检也超标）、4人血检超标，7人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嫌疑。而在该长跑队最辉煌的1993年，那位全国知名的长跑教练对记者询问有关破世界纪录的问题时，甚至说出：【“说破啥就破啥，说让谁破就让谁破。”】的惊天语录！直到现在王军霞女子3000米和10000米世界纪录，曲云霞女子1500米世界纪录，还都是1993年全运会创造的，历时20年无人能破——哪怕是那些看上去更具天赋的黑人名将。

在收到国家体育总局汇报“血检超标”事件的报告的同时，一位国务院领导人也收到了该省一位负责人的一封信，要求对运动员再进行一次血检，以便让他们重新获得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的机会。

袁伟民对“能不能重查”心里是一清二楚的。他明白，这是一个和兴奋剂斗争的常识问题：国际上之所以使用“飞行检查（突然到达）”的办法，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发达，使得运动员在使用兴奋剂之后，可以再使用“掩盖剂”迅速消除兴奋剂的痕迹。如果同意“重查”，提出希望重新检查的人做好了准备，是能够保证再次检查时没有任何问题，而事实上呢？一旦通过了检查，拿到去往奥运会的通行证之后，难以保证他们就不再使用兴奋剂了，毕竟目标是为了成绩，带着这些“危险品”去悉尼，在检查水平更高的奥运会赛场上，我们的运动员被查出服用兴奋剂的可能性岂不是更大？国际影响岂不是更坏？他们不但无法为国争光、夺取奖牌，甚至连北京申奥的前程有可能都会被搭进去——

袁伟民表态：怎么可以重查一次呢？兴奋剂检查必须是突然袭击的。国际上规定，运动员不能拒绝事先未知晓的飞行检查，如拒绝，则作为阳性处理。现在我经过突然检查，查出你有问题了，然后又高抬贵手同意再重新查一次，而你事先知道要查采取了防范手段，这不就是放过你了吗？这完全是一个涉及到真反兴奋剂还是假反兴奋剂的原则问题！袁伟民不同意。可是，某省领导不断地给袁伟民打电话，要求给机会‘重查’。

2000年9月5日，下午该省一位主要领导来电话谈血检问题，电话打了50分钟。晚上到家里，该省另一位主要领导又来电，谈血检问题，电话打了25分钟，主要内容就是要求‘重查’，说再查有问题我们就不去，没问题就去。

第二天，该省的一位副书记和一位副省长，还有体育局局长专程来京找到袁伟民，为他安排了一个座谈会，总局领导都出席了，谈了两个小时。

这位副书记修养不错，对这个问题谈得比较客观。另一位领导好像对反兴奋剂的情况了解甚少，还说据她所知，国际上运动员都在用，意思是我们不用就吃亏了。

但是不管袁伟民如何耐心地做说服工作，他们仍然不断在做工作，尤其是努力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要求重查一次……一位上级领导在9月6日和7日晚两次给袁伟民打电话，一次40分钟，一次45分钟，潜台词都是转达有关方面希望“高抬贵手”。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考虑个人的乌纱帽，也许就会按这么多领导的要求去做，冒着置国家形象于不顾的危险重新进行血检，让那些血检超标的运动员一下子恢复“清白”、出征悉尼奥运会。

而袁伟民顶住了各方面压力，坚持不重新进行血检，坚持不让所有血检超标的运动员参加悉尼奥运会——为了真反兴奋剂，为了保护运动员健康，为了维护公平竞争，为了中国体育和国家的形象，为了北京申奥成功，袁伟民宁愿自己承受更多的压力。袁伟民后来说：那时的压力真大啊！因为没让去的运动员里，好几个是能拿金牌的。出了兴奋剂问题是我的责任，成绩不好也是我的责任，如果因为兴奋剂问题影响了北京申奥，我还得多一条‘罪名’。再加上那么多领导找我，我也没听，我当时心想：大不了从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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