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之四

4、东德医生送来的“神奇法宝”

前民主德国制定14.25计划，给约1万名运动员系统服用兴奋剂，有运动员因此变性甚至死亡。检视人类历史，最大范围和最大规模的系统性使用兴奋剂提高成绩应属民主德国。1968年到1988年，4届奥运会只有1600万人口的前东德赢了519块奥运会奖牌，其中192块是金牌。以人口平均数计算，他们的奖牌数量是前苏联的10倍，是美国的13倍。随着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这个金牌工厂的秘密逐渐被揭开了。根据此后披露的文件，东德制定了名为Staatsplanthema 14.25的兴奋剂项目，计划涉及前东德的各大训练基地、医疗中心以及药品企业，医生、官员以及教练给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提升运动成绩方面，大部分运动员并不知情。该计划涉及到大约一万到一万二名运动员，国家每年投入大约五百万马克用于兴奋剂研发。主要的研究所FKS有六百名工作人员。仅这一个机构在奥运周期1984年至1988年就开发了21个兴奋剂研究项目。兴奋剂的受害者受到癌症、心脏肌肉疾病，以及肝脏和骨骼的损害高于平均水平。女性受害者流产的风险也更高。若干运动员由于过量服用导致变性，如Andreas Krieger。而据体育科学家估计，至少一千名东德国家运动员因服用兴奋剂死亡和受到长期伤害，死亡率高达2%。

1984年，中国重归夏季奥运会并取得金牌的零突破，那一年金牌成为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字眼。而就在这样的氛围下，1985年，力求进取的中国游泳队从东德引进了一名洋医生克劳斯·鲁道夫。当时中国的体育科学还甚为落后，而当时普遍认为一个运动员的成绩，除了先天的条件，后天的努力，还离不开体育科学，鲁道夫正是祭出了"科学"的大旗，将所谓的"高原训练"、"血乳酸测试"，还有至今不承认但是已经默认的第三大法宝"兴奋剂"引入中国。当年的东德奉行国家利益至上，为了金牌不择手段，运动员集体依赖兴奋剂提高成绩。中国游泳在克劳斯的影响下，开始沾染兴奋剂。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以“五朵金花”（庄泳、钱红、林莉、杨文意、王晓红）为代表的中国游泳队　横空出世，在奥运会赛场上斩获四金五银，举世震惊。中国游泳女队的惊人成绩，令国人振奋，却在国际上引来不小的异议，她们高大粗壮的身材，男人似的肌肉，甚至是隐约可见的喉结……

1994年游泳世锦赛，中国游泳更加所向披靡，女子项目16块金牌有12块被中国女将收入囊中。尤其是名将乐靖宜，她参加的四个项目打破四项世界纪录，成为“四冠王”。

一个月后，1994年广岛亚运，中国得到23块游泳金牌，而昔日的亚洲泳坛霸主日本只得到了7块。日本泳协向国际泳联上诉，要求对中国队进行飞行药检并提供了证据录像带。原来，在中国运动员居住的房间内被事先安置了窃听器，中国运动员在房间内注射吃药以及随意丢弃的针头，都成为服用兴奋剂的铁证。最终中国游泳队有7人被查出服用违禁药物合成类固醇（包括4名在世锦赛上夺金的女选手）。最后中国队被剥夺12枚金牌，这些金牌全被计入日本队名下。欧美国家借此宣称“这是现代运动史上最大的药物丑闻”。

引进中国的前东德人才当然不止鲁道夫一人，据报道，此前曾参与"国家计划14.25"，在莱比锡技术中心工作的海尔格·非福（Helga Pfeiffer）在东德禁药问题事发后前往外国避难躲过一劫，此后前往上海游泳训练中心提供技术支持。

据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回忆，1989年体委开会讨论兴奋剂时，有人就明确在会上提出，过去对兴奋剂的方针是"有用、无害、查不出"。不是反兴奋剂而是利用兴奋剂，只不过提醒别用那些对身体有害的，用那些查不出来的。国家体委内部甚至有干部私下参与贩卖研究所的兴奋。

为了应对1990年的亚运会，中国开始组建兴奋剂检测中心，1989年兴奋剂检测中心通过国际奥会为考试成为被认可的实验室。但80年代末中央政府每年拨给体育部门的预算只有两亿人民币（约4000万新元），分配到各个竞技体育项目已经捉襟见肘，要想加强检测也是有心无力，1990年中国的兴奋剂检查数量仅占全世界的0.23%。即使如此，在兴奋剂检测中心启用后的93年全运会，便从地方队到国家队共检测出13例阳性。

已经移民澳大利亚的前中国奥运代表团【首席队医】陈章浩直言中国在上世纪70至90年代曾大面积使用兴奋剂，作为兴奋剂重灾区的游泳、田径和举重项目首当其冲。然而，中国游泳的丑闻并没有就此终结，1998年帕斯世锦赛，原媛携带生长激素被当场查出，再次成为轰动国际的丑闻，中国游泳颜面扫地。

在体制比个人更有冲动的举国体制下，金牌不仅仅是个人事，更【事关经费、政绩】，某些部门有动力引导运动员使用违禁药剂 举国体制下，金牌数和运动员的成绩不仅仅事关运动员本身的事业发展，更是体育部门方方面面的考核标准，决定了相关部门领导的政绩和仕途。出于利益关联，其实体育部门自身也有动力和积极性去引导运动员使用兴奋剂。一切为了拿金牌，自然让运动员铤而走险服药就成了常有的事情。加之我们国家对于管理部门在兴奋剂方面的问责制度几乎没用，这样收益高风险低的推动自然成为了积极鼓励运动员服药的一股最重要动力。哪怕运动员自身原本并没有多少服药的想法，也可能在"上面"的种种明示和暗示之下步入歧途。举国体制下，金牌、成绩主导一切，而这正是所有一切问题的根源事发后，运动员往往被禁赛，运动生涯相当于终结，而政府部门却可以推说不知情通常兴奋剂被查出后，仅仅会对一线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作出相关的禁赛处罚决定。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这就是运动生涯的结束。1994年的亚运会兴奋剂事件后，9名亚运冠军，包括游泳世界冠军吕彬、杨爱华，亚洲名将熊国鸣、胡彬等。吕彬、杨爱华、乐滢、周官彬在94年亚运会查出服用违禁药物被停赛两年。除去 熊国鸣此后还取得冠军，其他人就此退出了人们的视野。而禁药对于寿命和健康的侵害，最终也将由运动员个体来承受。但相关管理部门却多以不知情，个人行为来推脱，并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惩罚。对比体育运动职业化程度很高的美国，虽然也有大量人员服用兴奋剂，但是在是否服药的问题上，决定权永远掌握在运动员自己手中。但在中国的举国体制下，虽然表面上表面上通过服用禁药来换取竞赛成绩，似乎同时符合运动员、教练员和政府部门的利益，但实际上各方为此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风险并不对等。广岛亚运会后遭禁赛的运动员中，只有熊国鸣此后在曼谷又取得了亚运会冠军，其他人都退出了人们的视野。根源在体育政治化，"为国争光"第一，兴趣第二，使用兴奋剂成功了是国家英雄，失败的才是药渣子中国的体育运动一直被认为与中国的民族尊严高度相关，而能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成绩更被看做体育部门的最重要任务。中国整个体育部门都是围绕这个中心来运作，一切为了拿金牌，自然让运动员铤而走险服药就成了常有的事情，毕竟，使用兴奋剂成功的是国家英雄，失败的才是药渣子。著名足球记者、评论员李承鹏甚至说，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所知道的中国冠军，至少1/3是服过兴奋剂的。也许实际数量远远超过我刚才所说的1/3。但其实发展体育更重要的是推广体育运动，建设更多的民用体育场地，然而这些显然早早被相关部门抛于脑后，让位于民族大义和为国争光了。

有人称中国涉事运动员之所以嗑药，是因为"上面"要成绩，教练也没办法。其实，在举国体制下金牌被赋予过多意义，成为举国体制的目标。对于能带来成绩的兴奋剂，体制的冲动也远大于个人。

1.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之---让中国蒙羞的兴奋剂

2.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之---中国游泳队的兴奋剂丑闻

3.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之---体育举国体制的春药

4.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之---东德医生送来的神奇法宝

5.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之---奇葩的全运会